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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華：面對文學的歷史與當下
孟繁華：面對文學的歷史與當下□孟繁華 姜廣平
文章閱讀 435 次?文學前沿? 責編：一點
關於孟繁華：孟繁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主要著作：《１９７８：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傳媒與文化領導權》、《想像的盛宴》、《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以及《眾神狂歡》中文、韓國文版等十餘部；與人主編有：《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共和國文學５０年》、《當代文學關鍵詞》等；主編有：《９０年代文存》、《先鋒寫作文叢》、《短篇王》、《布老虎中篇書系》、《２００３中篇小說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理論、評論二百餘篇。法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傳媒曾發表過對其研究的評論和介紹。獲文學獎項多種。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和前沿文化、文學研究。
導語：在當代著名批評家的行列中，孟繁華可謂是一個出色的思想者。除了對當代文學作品給予非常敏捷的反應以外，他對當代文化的研究也是富有深度與創見的。此外，諸如《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共和國文學５０年》、《當代文學關鍵詞》等著作，奠定了他作為傑出文學史家的地位。
正像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的一樣，孟繁華著意於對文學史進行表述，著意於對當下文學現象與作家的評述與反應，然而，因為他長期的學術思維所佔領的高度，他更著意於在捍衛著世紀之交的文學成就，更著意於面向２１世紀的文學與文化，作出自己獨到的闡述，發表自己富有文學史家意識的主張。
著名文學評論家吳義勤先生對孟繁華進行過這樣的評價：我們應該承認，９０年代以來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令人鼓舞的，戴錦華、王曉明、汪暉、蔡翔、李陀、南帆等都曾以其影響深遠的學術著作證明了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學術生命力。而在他們中間，孟繁華更是一位成果豐碩的佼佼者，他……以敏銳的思想光芒和深切的文化眼光對９０年代的中國社會進行了出色的文化解讀……孟繁華的成功在於，他的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植根於他的人格、他的個性、他的人文情懷、他的理想主義激情，而不僅僅是源於一種批評方法的應用。接觸過孟繁華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他是一個真正有血性、有骨氣、有思想、有良知、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他的胸懷決定了他與文化批評、文化研究的「親和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始終堅持在「文學現場」的批評家，他總是保持著對中國當代文壇的「關切」，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對「現場」的文學文本的批評與解讀，這使他的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總是紮實而不浮泛，並切切實實地推進和深化了對於其所研究對象的研究。……對中國當代文化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空間進行了精彩的文化解讀，充分展示了文化批評、文化研究的魅力與力量，顯示了文化研究的真正實績和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並有效推進文學研究的卓越努力，為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文學評論 文學史 當代文壇
姜廣平：續鴻明在《孟繁華與「新理想主義」》中說你沒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數批評家那樣將興趣收縮到學術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文學活動甚至在文學作品編選和文化批評諸多領域投注熱情和心力。在９０年代紛紜複雜的文化背景下，執著地倡導一種或許被一些人認為迂闊過時的「新理想主義」……在這個無人喝彩的時代裡，依然對文學予以熱情而持久地關注。
你當初是如何確立你的這一學術方向的呢？
孟繁華：需要說明的是，續鴻明先生的這一評價顯然過高了。與我說來名實難副。當然，他講這個話的時間距今已經過去快十年了。你知道，十年對我們這個時代意味著什麼。十年前，我所接觸的學術群體，是一個有學術理想和抱負的群體。那時我們已經不年輕，但對待學術的單純現在想起來還深懷感動。大家聚在一起討論的都是學術問題。那個時代學界的風氣和學者的情懷讓我非常懷念。生活在那樣的學術氛圍中，有一些理想主義情懷是很正常的。應該說，我深受那個時代和周圍朋友的影響，我們都有一定的學術期待和抱負。以為自己能做很多的事情。現在想來確實有些不現實。但在一個沒有學術理想和抱負的時代，我為自己曾經在那個時代生活過而深感慶幸。儘管當年的自我期許過於浪漫。
姜廣平：我認真地讀過很多單篇論文，讀過你的一些著作，也讀過你主編的學術著作和作家作品。某種程度上，你的文學努力引領了當代文學批評的走向，其成就也是學界所公認的，你能為我們簡要地述說一下你的學術生涯嗎？還有，你的最重要的師承是在哪裡？
孟繁華：這是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誰也引領不了包括批評在內的文學走向。
我是１９７８級的大學生。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的一所高校任教。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開始發表評論文章。８０年代也發表過很多文章、出版過三本書。但我必須承認，那時候我對學術和批評的理解實在太膚淺，甚至還難以進入學術。８０年代末，我到北京大學師從謝冕先生做訪問學者和博士研究生。在北大五年的學習，使我有可能接近了文學研究和批評，學術命運的改變是從那時開始的。
應該說，我受到影響最大的，是謝先生和他主持的「批評家週末」。謝冕先生在１９８９年秋季創辦了「批評家週末」，一直到１９９８年。十年間，謝先生帶領我們討論與當代文學有關的各種問題。我畢業之後還堅持參加這個學術共同體的活動。我喜歡那裡純粹的學術氣氛。我協助謝冕先生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等，就是在這個期間完成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對文學史寫作的新探索，出版後得到了學界普遍的好評，至今仍然是碩士、博士論文和其他研究者重要的參考文獻。《中國百年文學經典》是第一次對百年文學做的「經典化」處理，並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於文學經典的大討論。此外，我還協助謝冕先生編輯了「批評家週末」的論文集——《世紀之交的凝望》等。謝冕先生是我的老師，我不能說我師承了什麼，只能說是謝先生給了我深刻的影響。
北大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那時的文學研究所可以說是精英薈萃。文學所的學術氣氛和研究傳統非常好。此後十年我就工作在那裡。那裡有許多我敬佩的同事和朋友。像趙園、汪暉、許明、陳曉明、蔣寅、呂微、黎湘萍、靳大成、陳福民、李潔非、高建平等，他們對學術的尊崇、勤奮和由衷熱愛，讓我深懷感動和激勵。文學研究所也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環境，我至今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眾神狂歡》、《１９７８激情歲月》、《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卷）、《傳媒與文化領導權》、《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想像的盛宴》等，都是在文學研究所完成的。２００４年，我受聘於瀋陽師範大學，在那裡任特聘教授。我的學術經歷很簡單。
姜廣平：其實，你還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文學史家。最近，我又重讀了你的《當代文學的發生、來源和話語空間》《當代文學的前史與當代文學的建構》等文章，覺得你在這方面的思考是比較深刻的。但就像克羅齊講過的，一切歷史都只是當代史。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面對中國文學史的時候，我們現在過多地受到了境外敘事方式的影響，文學史家們是在以當下的意識形態、敘事方式去詮釋他所面對的文學歷史，進而重新對文學史作了演繹與闡釋。
孟繁華：謝謝你的美意，但難以接受你的指認。「出色的文學史家」在當下非常稀少，尤其在當代文學史領域。我只能說在研究中無意識地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向。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當代中國作家心態，出版時命名為《夢幻與宿命》。後來協助謝冕老師主編《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到社科院文學所後參加《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的撰寫，２００４年和程光煒先生一起編寫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這樣，也就有人認為我是一個文學史家。但我認為自己只能說是一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因為畢竟還有幾本與當代文學史有關的著作及一些文章。
你說得很對，當代文學史的發展和變化，確實與羅蘭?巴特、富科等西方學者思想和理論的影響有關，事實的確如此。比如，在洪子誠、陳思和的文學史出版之前，國內關於當代文學史的著作已經有了近７０部。還不算與當代文學史有關的其他著作。我在參加洪子誠老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座談會上曾說，不是當代文學史太多了，而是一樣或相同的文學史太多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複雜，也不是說治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人缺乏智慧或才華。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都是相同的。一樣的方法面對當代文學史的時候，肯定會選擇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因此，從洪子誠、陳思和的文學史開始，首先是方法論和文學史觀念的變化。當然，此前曾有一個較為漫長的積累和準備。比如，８０年代關於當代文學是否能夠寫史的爭論、關於２０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關於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等等，都為後來文學史研究方法和觀念的改變做了準備。因此，羅蘭?巴特的敘事學理論和富科的話語權力理論進入中國後，開啟了文學史家們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當然，關於歷史書寫的虛構與真實的問題，早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中就曾經表達過，只不過沒有引起當代文學史家們的注意。是文學史研究的方法和文學史觀念的變化，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面貌。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姜廣平：我剛剛完成了與劉醒龍的對話，在我讀完他的《聖天門口》以後，我覺得我們對於時代的認知可能要有所改變。過去，我們太注重以１９４９年為界去劃分一些文學時期。我覺得，政治形態，過去太多地影響了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的劃分。其實從社會形態上講，１９４９年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明顯的。這也可能是文學史的敘述所要面對的尷尬。
孟繁華：過去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就是中國當代社會演變發展的文學的詮釋。政治意識形態是最重要的依據，沒有這個依據，文學史就沒有合法性。在當代中國，這不止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一個領域的問題。但你說「從社會形態上講，１９４９年的界限並不那麼明顯」，可能是需要討論的。１９４９年就是社會形態變化的界限，因為是社會制度發生了變化。但面對文學的時候，１９４９並不是一個明顯的界限。因為觀念形態的領域，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截然發生變化。即便發生變化也是緩慢的、漸進的。過去文學史的劃分，是從１９４９年進入當代文學歷史敘述的，但當代文學不是空穴來風，它一定有一個發生或轉變的過程，不然就不能說清楚。因此，後來新的文學史或是要講轉折的過程，或是將當代文學的發生延伸到１９４２年《講話》的發表。當代文學是延安文學的放大，是局部經驗在全國的放大，是戰時經驗在和平時期的放大。因此，當代文學史的寫作，目前的情況有了相當大的突破或改變。
姜廣平：但學界仍然在此前誕生了非常優秀的文學史。譬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這兩位大師的著作，你是如何評價的？特別是後者在大陸的解禁，你覺得其意義何在？而我們對前者，對我們自己的大師，曾經又是那樣不公正過。學術作為政治的奴婢，實在是令人扼腕的。
孟繁華：你說得很對。我認為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不僅是現代文學史的奠基之作，而且也是一部史實兼備、才華橫溢的文學史著作。他堅實的古代文學修養和文學史的駕馭能力，構建了中國最初的現代文學史的框架。這本文學史著作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它的意義和價值仍然沒有成為過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沒有現代文學史，就沒有當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的寫作，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了最初的范型。王瑤先生的文學史曾遭遇過不公正的對待，但經典是不能被埋沒的。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介紹到大陸之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特別是掀起了大陸研究閱讀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的熱潮。夏志清的鉤沉確有文學史的功績。但我認為他對「話語講述的年代」和「講述話語的年代」缺乏自覺。在國將不國、民族危亡的時代，如何定義文學的功能是需要討論的。這也正如「鴛鴦蝴蝶派」、「禮拜六」、「紅玫瑰」等不能進入文學史敘述主流一樣。在那個時代，當然要更高地肯定魯、郭、茅、巴、老、曹的功績。現實關懷不是考量一個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沒有現實關懷的作家一定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我認為夏志清先生鉤沉的三位作家只能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家，不是大家。但他的文學史對我們如何評價「非主流」作家還是有一定啟發的。
姜廣平：現在，我們回到當下文壇，再聊一些問題。你在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小說選刊》發表的《這個時代的小說隱痛》，針對韓少功的批評，你對當下小說創作進行了辯護。我也一直認為，公眾對評論界是陌生的，對真正的文學也是陌生的。甚至就連一些作家本人，對文壇也缺乏真正的認知。你舉了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閻連科、王安憶、鐵凝、方方等包括韓少功在內的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成名的作家仍有好作品不斷發表之外，同時列舉了像劉慶邦、畢飛宇、北北、麥家、吳玄、荊永鳴、魏微、葉彌、葛水平、曉航、徐則臣、胡學文、羅偉章、郭文斌、須一瓜、陳希我、陳應松、張學東、楊映川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並認為需要捍衛當下的小說形勢，捍衛當下小說高端的藝術成果和他們的傾向，以解脫我們對小說總體評價的困惑和隱痛。相信你現在仍然還會持這樣的論點。
孟繁華：對。我現在還是堅持這樣的觀點。２００７年第三期的《小說選刊》又發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當下文學：期待的和看到的》。我堅持了上述觀點。兩篇文章都在，這裡不必重複。我的觀點主要是受到日本文學批評家柄谷行人的啟發。他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一書的中文版序中，談到他對文學的看法。他說，如果文學會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我為什麼還要那麼尖銳地批評日本的現代文學？大意吧。同樣的道理，大眾文學或大眾文化已經成為這個時代閱讀和消費的主流，還有人堅持純正或嚴肅的文學寫作，本身就應該支持。更何況，我認為當下文學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當然這是指「高端」的文學創作。我們評價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段的文學，應該著眼於它的高端成就而不是其他。
姜廣平：然而，在你評析２００５年的中篇小說裡，我則又發現了你的立場的轉換。你在那篇《經典終結時代的文學——２００５年的中篇小說》裡說：通俗文化成為當下主要的文化表達方式，幾乎所有的人都被其圍困和滲透。文化精英決絕的面孔正為謙和所替代；而一些通俗文化的生產者，在民間聚斂了文化資本之後，也轉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塑造。身份的轉換和不確定性，是這個時代文化、文學生產的重要特徵之一。可能，更多的精英作家為了生存，轉向了通俗文化的生產；然而，那些通俗文化的生產者們，可能由於骨子裡的媚俗成分，決定了他們的轉身既不可能，也非常艱難。
孟繁華：當然，這樣評價當下文學，並不是說我對整體狀況沒有保留或看法。任何立論都是要有所犧牲或掛一漏萬。但我的基本看法沒有變。當代文學、特別是當下文學創作，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作家的心態、創作水準、關心的目標或對象，時刻都在發生變化。我上述的表達，是有根據的。但我不能具體列舉他們的名字。
姜廣平：在這篇文章裡，你說及小說創作在方向上急轉直下，正在向「小說」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說完成了歷史的期待和過高的自我想像並不堪重負之後，回到了它原來的起點，成為真正的「小說」而不再是「大說」。當然，我一直覺得以年度這樣的方式來評判作品這種方式不太可取。因為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很多在這一年度發表的作品，原本是創作於前一年甚至更遙遠的過去。所以，對小說的公共語境或者批評的語境而言，顯然就有點逆情悖理。
孟繁華：對小說正在變為「小說」，我內心很是矛盾或者惶惑。小說的功能不能期待太高，它的作用極其有限。過去是賦予了小說之外太多的要求，所以小說「不堪重負」地回到了「小說」。但小說如果不再關心現實，不再對公共事務感興趣，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至於以年度的方式評價小說或其它文體形式，確實有問題。文學不是經濟生產，評論也不是年度報告。因此，這樣寫文章的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它最多提供了一些創作信息，在學術上的根據非常不充分。你看得很準確。這樣評論更多的是緣於刊物的要求。當代文學批評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最近，我將和幾位朋友一起檢討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批評的問題，不久將在一些刊物上發表出來。
姜廣平：當然，我們現在仍然可以用年度說話。２００６年，文壇最熱鬧的幾件事中，最讓人難忘的可能是德國漢學權威顧彬（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ｕｂｉｎ）那件事兒了。對顧彬的事兒，你如何看呢？我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冷靜地看待顧彬的言論，我覺得人家說得非常準確，譬如中國當代文學價值不高、中國當代作家害怕面對真正的問題、中國作家不懂外語、不敢直面現實、暢銷的都是垃圾、中國作家缺乏自己的聲音、１９４９年以後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等，這些觀點，是值得我們正視的。顧彬還指出很多中國作家沒有自己的觀點，有的時候他們跟著政治走，有的時候跟著市場走。我看現在差不多都是跟著市場走了。不但是作家們這樣，連一些學者也都是這樣。正因為這樣，他們的論斷有時候大失準頭。顧彬的另一個觀點，我也是非常認同的：中國讀者看不起中國文學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不明白哪一個是大作家，哪一個不是。這也可能是中國學者的問題，因為他們好像也不清楚。
孟繁華：首先，關於顧彬教授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報道，是一個被歪曲了的報道。我的同門師弟清華大學肖鷹教授為此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了澄清事件原由的文章。我摘抄如下：
事實的真相卻是，重慶某報的這篇報道歪曲了它轉載的「德國之聲」的報道《德國漢學家另一隻眼看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顧彬的觀點和話語，它將顧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無限放大為「顧彬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並且加上了「炮轟中國文學」的導語。
……顧彬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漢學研究史的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中國文學。關於中國當代文學，顧彬在其著作《２０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有專章論述，並且先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２００４）和中國人民大學（２００６）做了《２１世紀中國文學狀況》的講座，集中闡述了他對２０世紀後期以來中國文學的觀點。……本月十四日，在事發之後的第三天，大陸網上已經可見到「德國之聲」的新報道《顧彬：重慶報紙歪曲了我的話》，在報道中發表了顧彬致報社的電子郵件，他明確表示：「那家重慶報紙顯然歪曲了我的話。我肯定說過，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寫的），但對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我沒有這樣說。」
接著，肖鷹表達了他對在大眾傳播信息的混沌運動中，一切個人表達都是不安全的看法。肖鷹認真嚴肅的態度是一個學者的態度，而不是大眾傳媒的態度。如果我們同意肖鷹的看法的話，那麼，我們得首先確定顧彬教授是否說了那些話。
姜廣平：說及這一點，我想請你談談關於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問題。上次跟劉醒龍談起過，可能，從價值觀上講，《聖天門口》具有某種「暴力」色彩：「我想說的是，你的這本書如果成立的話，那麼，從長篇小說的環節鏈上講，有的長篇，如《紅旗譜》、《暴風驟雨》、《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便成了純粹意義的小說甚至故事，它們的意義可能存在，但價值卻丟失了。至於像什麼《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苦菜花》等則變成了一種紅色的荒誕了。這樣一來，《聖天門口》要摧毀的可能就是半個世紀以來在幾代人心中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與精神體繫了。」
孟繁華：首先，我不能同意你對上述小說的評價。關於「十七年」的文學經典，當代文學史一般概括為「三紅一創保山青林」。就是《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保衛延安》、《山鄉巨變》、《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他們的價值和意義，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談論，而且一定還會繼續談論。他們有自己的文學成就，在那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這些作品以形象的方式闡釋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並在藝術性上做了可貴的探索。它們都是現代白話小說，但它們對中國傳統文學敘述經驗的借鑒和繼承，使它們擁有了極大的可讀性和廣泛的讀者。
當然，它們的問題也在不同的文學史家那裡得到了揭示。或者說，在這些作品中表達的中國社會必然發展的道路，國家和民族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上找到他們希望找到的東西。有些作品想繼續寫下去，但歷史已經證明了那條道路的終結。
劉醒龍的《聖天門口》，是一部重要的小說，也寄托了作家自己很高的期待。我也曾為小說寫過評論。但你說「《聖天門口》要摧毀的可能就是半個世紀以來在幾代人心中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與精神體系」，我卻不敢苟同。歷史不同的敘述，恰恰是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人們對歷史的不同理解。這裡既有「解構」的可能，也有建構的可能。如果新的歷史敘述一定要摧毀以前的價值或精神，那就太可怕了，也過高地估計了文學的作用和力量。
姜廣平：我讀過你的一篇單篇論文，是談９０年代與先鋒文學的終結的。但是李洱的長篇《花腔》、格非等人的寫作，持續保持著先鋒文學的勢頭，對這一現象，你如何看待呢？
孟繁華：我認為先鋒文學已經終結了。那篇文章已經表達這裡不贅述。在「後先鋒時代」，李洱的《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夢》等長篇，都是非常優秀的小說。那裡仍然有先鋒文學的遺風流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先鋒文學已經過去，但作家創作的延續並不會同時過去。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這些小說，也已經告別了先鋒文學的「形式的意識形態」。不再只關注語言、敘事等問題。故事性的強化使這些小說也具有了傳統小說的某些元素。這也是使他們的小說在當下的文學格局中，顯得獨特或特殊的原因之一。
姜廣平：茅盾文學獎的問題，我們也想談一談。你說過《檀香刑》的落選是非常遺憾的事，我同樣有一個感覺，很多獎項，在評判標準上有著嚴重的失衡。當然，即便是諾貝爾文學獎，也時有偏頗。但關鍵是，獎項應該面對著文學的使命，有一種神聖的文學精神內涵。不知道你如何看待一些著名作品和著名作家被拒於某些大獎的門外的現象？獎項本身的價值觀為什麼總是與理性的文學研究進有相左的情況發生？
孟繁華：這也是一個老問題。我曾經講過，任何文學獎項都隱含著自己的評價尺度，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評委也說過，在諾貝爾文學獎的上空，有一層揮之不去的政治陰雲。或者說，諾貝爾文學獎也是有自己的評價標準的。像左拉、托爾斯泰、勃蘭兌斯等都沒有獲獎。有資料說：
１９０１年瑞典文學院首次頒發文學獎，按當時文壇的眾望，此獎非托爾斯泰莫屬，可是評委會卻把第一頂桂冠戴在了法國詩人蘇利－普呂多姆頭上。輿論大嘩，首先抗議的倒不是俄國人，而是來自評委們的故鄉——瑞典四十二位聲名卓著的文藝界人士聯名給托翁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安慰信，說：「此獎本應是您的。」但是托翁終身沒有得到這一榮譽。近年來在西方頗負盛名的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及日本的井上靖奪魁呼聲甚高，但至今也還不見蹤影。
瑞典文學院對於一切評論歷來不予回答，不過私下也承認：「以往出現的偏差我們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從不說誰得了獎誰就是世界上最佳作家，不過你得承認，我們是經過了一年的調查研究才慎重選出獲獎人的，我們對每個候選人都有廣泛的研究。」確實，儘管偏差難免，但是歷年文學獎獲得者畢竟都是令人囑目的文壇健將，決非濫竽充數之輩。
我國的評獎制度文革前不多，大概只有電影的「百花獎」、「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獎」等少數幾個獎項。１９７８年以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報告文學、新詩評選」等獎項陸續設立。然後有「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老捨文學獎」以及民間設立的各種獎項。然而，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獎項是沒有疑義或每一個人都滿意的。「茅盾文學獎」當然也有它的尺度和標準。儘管我們會對一些入選或落選的作品有意見或遺憾，但又完全可以理解。誰設立的獎項，就會授予獎項需要和理想的人。文學獎就是對一種文學意識形態的認同或彰顯，就是對一種文學方向的倡導。如果道理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理解，為什麼有些人的作品會入選，有些人的作品會落選。
姜廣平：與此相關，你如何看待當代文學在世界範圍裡的位置與意義？記得你有一篇文章：《２１世紀是沒有文學經典的時代》。你這樣的評判是就中國文學本身還是從世界範圍來進行判斷的呢？你為什麼會作這樣的斷言呢？本世紀才剛剛開始，這樣的斷言是否會帶來些消極的後果呢？
孟繁華：我理解你的意思。文學評獎，是確立文學經典的重要方式或形式之一。２１世紀剛剛開始，你怎麼能說是一個沒有文學經典的世紀呢？我想許多人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我給你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有一次我給學生上課，我問大家，從２０００年到現在，每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國籍，有誰都知道？結果沒有一個人準確地都知道，甚至有人一個也不知道，更不要說閱讀了。一個學專業的人都對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項漠不關心，我們如何想像文學經典還有可能確立？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其他理由我已經在那篇文章中論述了，主要是由文學的內部、外部原因決定的。這裡不再贅述。
姜廣平：最後，讓我們的話題還是回到你的身上。我很想問一問，在你的內心，時常湧動的藝術良知、寫作過程中的理論想像力及靈感是如何獲得的呢？不好意思，掏你的家底兒了。
孟繁華：這沒什麼。我覺得一個批評家除了要具備系統的專業知識、敏銳的文學感受力和表達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懷，是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和介入熱情。文學批評當然有個人趣味在裡面，但那不應是決定性的東西。批評更應該對公共事務或能夠進入公共領域的話題感興趣，並從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學問題。我覺得一個批評家要有三類相關的知識儲備：文學理論、文學史和對當下創作狀況的瞭解。理論是武器，是批評的起點；文學史是依據，它會告知我們哪些作品是新鮮的經驗；當下創作狀況是我們發言的基礎。不瞭解創作如何批評。我們現在經常看到一些人籠統地否定當下文學，但他們並不瞭解。這樣的批評是無效的批評。
事實上，做當代批評是很辛苦的一件工作。各種知識都要有一點，古今中外都要知道一些。各種知識都會給我們不同的啟示和靈感。批評當然也需要靈感，而且非常重要。
姜廣平：再有，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學術圈子裡的影響？你如何看待其他當代文學評論家們的努力，以及你與他們的差別？
孟繁華：首先得清楚你所說的「圈子」指的是什麼，如果是指批評界整體，我不能說自己有什麼影響。如果說和我交往的批評界朋友，我們都非常尊重彼此的言說和意見。交流對我和朋友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當代批評家，我指的是仍然活躍的批評家，比如陳曉明、程光煒、陳福民、賀紹俊、戴錦華、李敬澤、王光明、陶東風、王一川、蔣原倫、張清華、吳俊、郜元寶、吳義勤、施戰軍、謝有順、洪治綱等，他們各有所長才華橫溢。他們的文章和觀點，常給我不同的啟發和震動。這些批評家的努力，使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有聲有色氣象萬千。不論當代批評存在什麼問題，我仍認為他們為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做出了重要貢獻。差別是本質，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但要細數與這些人的差別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姜廣平：對於文學研究與批評，我是一個遲到者，但像我這樣的遲到者一定不在少數，對剛剛步入當代文學批評之列的批評家們，你有著什麼樣的希望和要求？
孟繁華：文學批評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除了才華和興趣之外，它還需要耐心，需要長期的積累，需要犧牲很多生活樂趣。這個時代誘惑實在太多了，可做的事情也實在太多了。如果能做別的事情，我真希望更年輕的朋友可以考慮別的選擇。有許多比文學批評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事情，這是我真實的想法。但我已經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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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１：
學界評價孟繁華
一、 一般性評價：
１．杜書瀛先生在《作家報》上發表的《孟繁華印象》中說：他的「這些文章（指《民粹主義與２０世紀中國文學》、《東方風情與生活寓言》）無疑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是好文章。這是孟繁華的理論貢獻，我十分高興我的朋友有這樣的貢獻。……他風華正茂，連年有文章引起關注，令人欽佩。」——《作家報》１９９８年６月４日。
２．續鴻明在《中國文化報》「當代著名學者系列」欄目撰文《孟繁華與新理想主義》中說：「他沒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數批評家那樣將興趣收縮到學術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文學活動甚至在文學作品編選和文化批評諸多領域投注熱情和心力。在９０年代紛紜複雜的文化背景下，他執著地倡導一種或許被一些人認為迂闊過時的『新理想主義』。……在這個無人喝彩的時代裡，他依然對文學予以熱情而持久的關注。」——《中國文化報》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９日。
３．摩羅在《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孟繁華專輯」中撰寫了長篇論文：《喜劇時代的悲劇精神——論孟繁華的文化批評與文化選擇》。文中指出：「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孟繁華滿身披著８０年代的風風雨雨出現了。所謂８０年代的風風雨雨，乃是指８０年代被談論的最多的那些命題，諸如理想、價值、意義、正義、精神、靈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識分子性、反思、批判等。他無論是從事批評還是研究，都是以此為底蘊：他進行文學活動是那麼富於熱情，其動力也正是來自這些基本的信念。雖然他在９０年代也有新的反思，也吸收了為９０年代所特有的新的思想資源，但我更看重的依然是他對８０年代信念的堅持與守護。當我站在９０年代的天空下來討論他的精神形象和學術貢獻時，我所要強調的也是他的這一面。我想說的是，孟繁華乃是８０年代送給９０年代文壇的一件禮物。我遏制不住對於一位始終這麼熱愛文學、決不輕易退出文壇的批評家的喜愛與尊敬。」——《南方文壇》１９９８年５期。
二、專著評價：
１．《眾神狂歡》出版後，日本的《中文導報》、台灣的《中國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相繼發表了評論文章。由金泰萬博士翻譯的韓國文版已於２００２年出版。中國大陸的《文藝報》、《方法》雜誌、《河南畫報》雜誌、《南方文壇》雜誌等發表了評論和介紹。《中國日報》（英文版）發表了長篇評論向海外介紹。
２．《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出版後，錢谷融、樊駿、嚴家炎、趙園、吳福輝等學界著名學者發表了評論文章。《科學時報》發表了對《１９７８：激情歲月》的長篇評論，文章認為：「孟繁華先生是一為非常警覺的學者，他理性冷靜地處理了１９７８那個特殊年份裡紛繁迭出的文學現象。特有的學養氣質和行文風格使我們能夠從他汪洋恣肆鞭辟入裡的文字中體會出超越了純文學的更傾向於社會學意義上的反思和追問。」（全文四千字）——《科學時報》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０日。
３．《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被美國「科比爾科學文化信息中心」評為「千禧優秀科學論文」。該中心主任Ａｌｄｏｕｓ Ｄｗｉｇｈｔ ｐｈ．Ｄ在致作者的信中說：「您發表在中國的學術雜誌《文藝爭鳴》１９９８年第四期的論文（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經評審為千禧優秀科學論文，並獲得進入全球互聯網絡進行世界範圍交流的資格，我很榮幸通知您這個結論……並衷心感謝您讓全世界分享您的學術成果，同時真誠希望讓全世界都來認識一位傑出的中國學者。」
４．《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的評價：
（１）在「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討論會」上，朱寨、樊駿、嚴家炎、謝冕、童慶炳等著名學者，對第三卷發表了很高的褒獎和鼓勵性的發言。討論會對第三卷的肯定和談論最多。
（２）童慶炳先生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第三部論述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文藝學格局，可以說新見迭出，很有啟發性。……我讀了『政治文化規範中的當代文藝學』和『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這兩章後，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終於從學理上理解那３０年在文藝學這個『戰線』無休止的爭論、批判、鬥爭是如何發生的。其中『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一節，給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真可以說是發人所未發，道人所未道。其中的描述沒有停留在老套子上，而是將問題置於整個歷史的發展背景和國家的整個體制中進行解析，肯定了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論述的合理性，也深入揭示其內部結構及其形成的原因、所造成的影響。……這些問題在書中都得到了學理性很強的深刻回答。這裡我感到了學術的貼切感，又感到學術的距離感，貼切感就是要充分進入研究對象，距離感就是要與研究對像保持某種距離，以便能看清其整體的面貌。這就是學術研究中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文學評論》２００１年５期。
（３）肖鷹博士在《當代文藝學的單一與複雜——孟繁華和他的〈中國２０世紀中國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的書評中說：「讀這部著作，我很欣賞其中對周揚、胡風、茅盾三人的個案分析，並以之為當代文藝學界三類不同的典型。作者把三人之間的關係，指稱為『觀念同一性中的內部對話』，我以為是極精確的概括。……當然這種內部對話始終包含了難以理解的『殘酷鬥爭』。但是這種殘酷鬥爭是以激進為基調的革命文學內部對話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包含了『複雜鬥爭』的３０年文藝學運動，卻終結為激進的『文革』文藝學，準確地講，終結於姚文元式的文體和修辭？孟繁華在這個意義上不惜筆墨分析姚文元個案，成為全書結尾部分的精彩一筆。……面對這個既簡單又複雜的當代文藝學３０年，孟繁華同時展示出它的單一與複雜，把一部文藝學學術史展示為一個特定階段的民族政治心態史。這是孟繁華的功力所在，也是這部新著的價值和魅力所在。」——《北京日報》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２日。
（４）評論家謝有順在《沒有事實就沒有「史」》的書評中說：「孟繁華先生撰寫的《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我認為，它對於我們認識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間中國文藝學學術演進歷程，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在事實的基礎上，加上專業、客觀的分析，才能有效還原『史』的真實面貌。就這點而言，孟繁華的這部著作將會成為同類著作的一個典範。」——《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
（５）席揚教授在《「學術」與「史」的可能性》的書評中說：「孟著以『政治文化』為核心概念，以『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諸因素包括學術主體、對像、理論期望及衝突與張力的關係為內容，剴切地剖析了中國大陸２０世紀從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文藝學學術行進中既複雜又貧瘠的特異狀態。……當代人中意識到『政治文化』對文藝學的專制式統轄並不在少數，但把它作為『歷史主體性』加以系統的理論表述，比孟著更為深入的尚未見到。……由此看，孟著對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的敘述，是成功的。」——《中國文化報》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
此外，程光煒教授在《文藝報》為本書發表了專門書評，朱立元、暢廣元、蔣述卓等教授在整體評價叢書時，也對第三卷作了很高的評價。
（６）遼寧大學教授高南在《語境與心態——論孟繁華的文學批評》一文中說：「嚴格地說，孟繁華是一位研究中國２０世紀文學的學者。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如《１９７８：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等，都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特別是《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出版後，在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孟繁華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熟悉和獨特的研究體會。」——載《南方文壇》２００５年５期
（７）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蔣原倫在《認識傳媒政治——評孟繁華的〈傳媒與文化領導權〉》中說：「現代傳媒研究與文化領導權研究是當今兩個最時髦的課題，孟繁華兄在其近作《傳媒與文化領導權——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與文化認同》中將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一併討論，顯示其開闊的視野和高屋建瓴的氣勢。」——《南方文壇》２００６年２期
（８）重慶師範大學教授周曉風在《海南師範學院學報》２００４年４期發表了《尋求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結合點——評孟繁華、程光煒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一文。
（９）武漢大學教授樊星在《當代作家評論》２００５年５期發表了評《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文章。
（１０）文學博士孟遠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的《中華讀書報》發表了《評〈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文章。認為這是一部歷史敘述主體充分自覺的當代文學史著作。敘述者在歷史的敘事中保持著一種謹慎而寬容的講述心態。作者認同了文學史和其他歷史著作的相通性，對文學史寫作的建構性、敘述性和虛構成分有充分的自省。因此，對敘述行為的可能性和限度有一種先在的自覺，坦然地承認「當代文學史家試圖重構的意識形態性質和功能」（前言）。敘事者並不隱藏「敘述與歷史的矛盾」，甚至在不斷地提醒讀者這是一部「史家的歷史」（後記），是敘述者的一種「權力行為」，是文學史家「想像歷史」的一種方式。敘述者一方面竭力保持著歷史敘述的冷靜，一方面擁有對自身的敘事行為的警惕，在關於主體和客體的雙重認識自覺中，劃定了歷史敘事的邊界。
……
著者努力營造的現場感和歷史感是一種敘事的策略。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這種策略是通過圍繞在文學創作周圍的政治文化、出版文化、報刊文化、社團組織、傳媒控制、評獎制度和會議文件等因素的理性發掘而完成的。「第一次『文代會』現場已經明確地傳達了這個訊息。」在與現在最為切近的９０年代文學的描述中，敘述者從圖書市場的策劃、刊物生存方式的轉換及其尋找生長空間的可能性的角度，從文化消費的側面，為這個時代熱鬧新奇而更加市場化的文學出場提供了解釋，也為這個時代獨特的文學現象比如「『紅色經典』的再風行」做出特別的說明。更值得關注的是大眾文學在這樣的視角中成為必然的敘述對象，使得大眾文學第一次在當代文學史的敘事中佔有角色。越是切近的歷史，敘事主體的話語權力受到的約束就越少，但著者以史家的從容與平和從文學生產和消費的方面有意識地將歷史放得更遠一些，無論「大眾文學」，還是更近的「７０年代後」 作家，畢竟都處在進行時中。
這部當代文學發展史，以開放而寬容的敘述風格，精緻而凝練地開掘出關於當代文學發展有效解釋的多種可能。在敘事意識、敘事策略和敘事模式等方面做出開創性的探索。其實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命名中，就已經潛藏著在解釋中敘事的意圖，而沒有結語的敘述也正融入了仍在繼續的歷史當中。
資料２：
孟繁華獲獎情況簡介
１．《民粹主義與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獲《文藝爭鳴》第二屆「文藝爭鳴」獎，評委評語：本文論題具有重大意義，持之有據，言之有理，見解透徹，在細緻的歷史描述中，體現了對當下文化狀況的深切關注，是一篇值得認真閱讀和思考的好文章。（１９９７）
２．《１９７８：激情歲月》：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１９９８）
３．《國家意志與主流文化資源》：獲《廣州文藝》「朝花文學獎——優秀評論獎」。（１９９９）
４．《臥龍崗上散淡人》：獲河南省優秀圖書二等獎。（２０００）
５．《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藝學》：獲中外文論學會「新時期２０年優秀文學理論論文獎」。（２００１年）
６．《傳媒與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獲北京市「文藝評論獎」二等獎。（２００１）
７．《大眾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建構》：獲《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２００１）
８．《中國２０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２００３年）；
９．《重新發現的歷史》：獲北京文聯優秀成果一等獎。（２００５）
１０．《重新發現的歷史》：獲中國文聯理論評論二等獎。（２００５年）
１１．《歷史主義與史傳傳統終結之後》，獲《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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